当代中国的人文学术界、学院派以及一个广泛散落着的、与学术界保持着某种松散关系的业余思想爱好者群体，似乎对吉尔·德勒兹的到来还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一个新的人名，联带着他的一些新的命题、句子、作品或文本、新的陈述风格等等不期而至，对于我们而言，这种现象已经重复过无数次了。他——无论是德勒兹或别的什么人，似乎只是为我们的写作、思考及谈论增添了新的专用名词和引文而已。
我们的情况一直如此。一个早已存在着的、稳定而且学科分类业已成型的系统性人文理论框架有其一整套的吸收与分配制度。这套制度更像是一种行政性的乃至政治性的制度。它建立在一个不可更改的理论陈述之上；它分解和拆卸外来的理论资源，使用自有的理论储存对之加以命名、分类及引用，以形成新的理论链接；它依赖于这种单纯数量性的增加，以便在知识、真理、意识与话语之间维持一种稳定的理论秩序；它总是保持一种人文学术的简单再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挪用、抄袭、浮浅的误解以及反应迟钝和视而不见。
然而，正是在面对诸如德勒兹以及整个当代法国思想界时，我们惯用的理论陈述却出现了问题。我们发现，要想维护我们自身理论的完整性，必须对德勒兹这类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学者采取一种拒斥的态度。于是，德勒兹，这位已经死去的思想家，在中国却只是刚刚出生。他曾以一段间接引语出现在一本地下摇滚杂志中的某篇文章的结尾处，这段引语是这样说的：“Deleuze曾写道：在每一范围的造句中都有三个基本内容：在一片混沌之地中的一个稳固的点（一个孩子在黑暗中唱出的使人心安的调子）、一个划定其范围的循环的音序（一头动物用来划分其势力范围的粪便）、一个向外开放的变异的音列（一只鸟儿即兴向黎明的致意）。”而在图尼埃尔的《礼拜五》的中译本中，他被王道乾翻译过一篇完整的、不大为人所知的评论，作为小说的附录。还有就是《国外社会科学》和《外国文学》杂志上有过他的简要评介及译文。当然，偶尔，他还会以某种象征符号的身份出现在国内的某些学术随笔之中。或者，他的某部著作被简要地介绍，成为一本西方文艺理论学习资料中的一部分。他的著作的中译本曾被长期地预报过，如同夏天里一场永不到来的雷雨；他的许多观点在一些有关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中文书籍中出没，却没有得到过系统的阐释；他的一些引文出现在弗·詹姆逊或朱迪斯·巴特勒的文章的显要处，像是某种神秘的、来历不明的思想悬浮物。
时至今日，德勒兹，这个名字及其思想，对于我们而言，仍然只是一个语言的影子，一个话语的碎片，只存在于我们的理论的某个“侧面”。他以一种附带的方式潜入我们的视野，却从未与我们正面相迎。他是“稀少的”或“稀有的”，在其成文性上是匮乏的和边缘化的，只以题记或注释的方式出现。他甚至可能是充满敌意的，对于我们已经形成的中西方学术交流惯例及其相关实践活动而言，他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以某种无形的力量，驱使着我们去重新审察这种中西学术交流的基本原则，并进而对我们人文学术的学科基础及学院建制提出质疑。因此，德勒兹，这个名字及其思想，他的散落着的引文，他的生平传说，以及他那暗淡而亲切的肖像，即他作为一个意象，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可能正是一种不可删减的和不可漠视的幽灵的象征。这个幽灵既是当代的，又是异质的，他在成为西方当代思想的财富之源时，突然使我们与西方人文学术界日益密切的联系变得松散起来，并可能会因此使这种联系陷入到一种危机状态里。一个加速切近的时间差异，经由他而转化成了一个逐渐在变异中扩张着和离散着的理论话语空间，而我们的人文学术也因此豁然置身于一个日渐缩小的、毫无保护的思想旷野之中。
事实上，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界与自结构主义以来的法国思想的文化贸易关系已经深陷于尴尬的、模糊的、至今还看不到学术前途的境地。我们对法国思想的引进相对而言在数量已经具备了一个相应的基数，这个基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我们当前思考不可或缺的中文资源。但在一些基本的学术问题——如索绪尔或罗兰·巴特的语言观——上，我们几乎毫无进展；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有关符号学、叙述学及其代表人物的专著，但它们最多只是以选修课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大学文艺理论教学之中；我们的引进是零散的，缺乏一个基本的学术规划；我们很少从人文学术的结构性布局及其调整角度去对待法国当代思想的内在要求。
如果说，当代西方人文学术思想有一个核心的话，那么，现在德勒兹正好处于并与米歇尔·福柯、德里达等人一道占据着这个位置。这是一个在当代西方人文学术界无所不在的位置，因为这个位置的本质正是反本质主义。因此，在我们目前还只有一个模糊的德勒兹意象时，我们必须为他未来的来临做好准备，为他可能带来的震撼做好准备，为他曾论述过新的人文理论的实践性及其革命性做好准备。在与福科的一次谈话中，他这样说道：“理论，并不整体化，它增殖和被增殖。……理论深入到某种程度后，为满足另一种程度的需要，必须经过一次爆发，否则就不可能有一丁点儿的实践后果。”我们的准备也许可以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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